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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川“訛人”老婦蔣光容面對媒體仍堅稱自己是被小孩撞倒,覺得自己被冤枉,為自證清白賭咒,“如果我說了假話騙人,我全家死絕”(今日本報A13版)。
  彭宇案一團霧水的時候,我們曾那樣異口同聲地咒罵“壞老太”;四川“訛人”事件真相未明的時候,我們還是那樣異口同聲地咒罵“壞老太”。好在這一回,是非基本板上釘釘,更是罵得其所。罵“壞老太”顯然比贊“好小孩”更有價值:一來,輿論放大這種風險,等於幫所有私利主義袖手旁觀打了個完美的圓場,自此以後,似乎不攙扶老人就是天經地義;二來,如果想象力再豐富一些,以後當個純粹的看客也可以站上道德高地,可以在視而不見的同時居高臨下痛斥他人不義。
  並非為這件事里的蔣老太說話,因為事實畢竟還未明。我想說的是,一是倒地的老人很多,即便當真“訛人”,恐怕也不在多數,能否因為一個“壞老太”就拒絕救助所有亟待幫助的良善老人?二是法治或技術都在進步,能以證明清白的工具與制度越來越多,即便天下充斥著隔三差五的“壞老太”,對於起碼的道德責任而言,打個120或者“見義智為”總好過不管不問吧?一個“壞老太”,又能怎樣呢?它是概率上的尋常事,更是人世間最真實的圖景——既不會成為我們冷血的藉口,更不會為斯文掃地的道德生態塗脂抹粉。
  值得警惕的,倒是我們在“壞老太”事件上的熱情,哪裡來的居高臨下的優越感、哪裡來的放大“壞老太”效應的釋然?有一點是肯定的:放大“壞老太”之害,絕不是這個社會之福。(江蘇 鄧海建)  (原標題:放大“壞老太” 無助重拾道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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