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本報記者趙麗
  “開學第一天,交通早高峰提前半小時到來,交通壓力明顯上升,達到‘輕度擁堵’程度。學校周邊交通壓力尤其突出”——這是來自北京市交管部門的信息;
  “開學第一天,不能走大路了(環路),走能避開小學校的小路”——家住北京市南四環、在西城區工作的趙先生如是說;
  “開學第一天,北京交通太誇張,開車上班在路上堵了三個小時,剛到單位,手腳都開麻了”——家住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、在丰台區菜戶營上班的郭先生在這一天遲到了將近一個多小時;
  ……
  2014年2月17日,放完寒假的孩子又要開始上學了。但問題是,為何開學會對交通造成如此大的壓力?
 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區的顧婷一家的境遇似乎能給出答案——早上六點鐘起床,帶著孩子毛毛穿越半個北京城去另外一個學區上學。
  在2013年9月,毛毛加入了“擇校生”的隊伍。“耗盡人力物力財力,為了讓孩子能上個好學鞋我們家可以說是傾囊而出,現在要想‘跨片’上學越來越不容易了。”顧婷說。
  教育部日前發佈消息稱,明年北京、上海等19個大城市的小學要全部劃片就近入學;90%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,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90%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學方式確定。擇校生或小升初不按規定入學的學生不得享受優質高中到校指標。
  “如果學校之間的教學水平不能得到平衡,再多的規定也會被人為衝破。”顧婷認為。
  “不走心”與“未雨綢繆”
  “不是親歷者,是無法體會到這是一場多麼病態的戰爭。我知道我已經‘病了’,但卻沒辦法治,因為周圍太多像我這樣的‘家長病人’。”
  “家長病人”——這是在經歷過幼升小之後的顧婷給自己的評價。“我們一直在抨擊中國教育存在問題,質疑是否需要‘手術’,但實際上我們作為制度的參與者,可能正在一起營造著這樣一種病態”。
  在採訪中,記者發現,儘管取消“擇校”已吶喊了多年,但在現實中,為了搶占心目中的起跑優勢地位,家長們仍然費盡心機、各顯神通。
  顧婷回憶說,當她帶著毛毛去面試學校時,看到有家長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試培訓班,準備並背下了中英雙語的自我介紹;有的家長記錄下每個學校重視的特長,英語、體育、民樂……在登記的時候都填上去;還有爺爺把孫子幼兒園所有獲獎的證書,包括跳繩比賽、演講比賽,全部都附在登記表上……“當時毛毛只是學了點畫畫還有芭蕾,但誰想到考小學的時候還會用上這些。”顧婷不免焦慮起來。
  忐忑了兩個月後,顧婷終於收到了跨區學校的入學通知書,心裡的一塊石頭才算落地。經過一番輾轉,她收到了一個銀行賬戶,並心知肚明地向裡面匯了8萬元錢:這是跨區上學需交納的“擇校費”,雖屬明令禁止的收費項默可作為家長,既然好學校收了自己的孩子,交點錢並不成問題。
  還有一些人則直接選擇了未雨綢繆。
  堅信選學校的“戰區”已經前移的北京市民李凱剛剛榮升父親,為了女兒能在6年後上個好學鞋早在妻子懷孕後便置換了一套學區房。李凱向記者總結說,小學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攻堅戰。
  “坑班”與“共建生”
  為什麼選小學?因為這是升初中的關鍵。
  李凱向記者介紹說,根據政策,在北京,小學升初中的主要途徑是“對口入學”,即一所小學和三四所中學結成對應關係,該小學的畢業生在這幾所中學中擇校升學。這本是按“就近入學”原則制定出的政策,但在“擇校”被默許的情況下,熱門中學的對口小學身價水漲船高,家長希望在孩子入小學時“一次投資”,就可以獲得重點初中、甚至重點高中的“長遠收益”。
  作為“對口入學”原則的補充,北京的小升初還有“推優政策”——小學擁有向重點中學推薦優秀學生的名額;“占坑班”——公辦重點學校自辦或與社會機構合辦、面向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機構,替重點中學選拔學生。因為最後效果不同,占坑班被家長們分成“金坑”、“銀坑”、“土坑”、“糞坑”等不同類型。
  “說實話,當時聽學校宣傳說北京以後的小升初‘堅持電腦派位為主、其他方式為輔’時,我真的特別興奮,但親身經歷過就發現真不是那麼一回事兒。”2012年剛剛把女兒送進北京某區重點初中的付燕向記者坦言,“實際上,電腦派位、就近入學方式是擺在最後的一種墊底升學辦法。”
  付燕說,女兒從四五年級開始就陸續報讀“蹲坑班”。“家長也直接稱其為‘坑班’,就是一些重點中學開辦的培訓班,主要講授奧數等。關鍵在於,上課的內容往往和這些重點初中最後選拔考試的內容有一定吻合。而這些學校還通過或明或暗的途徑向家長們傳遞這樣的信息:學校將來會從這些課外班中選拔優秀人才,參加這些課外班的孩子在報考本校時會有‘優先權’”。
  “只有上‘坑班’的學生知道考試時間,有考試資格,沒有上班的學生就算在考試的時候到了學校外面,學校老師也不會承認裡面正在舉行選拔考試。”付燕說,自己就曾感受過站在學校外面看著別人的孩子考試而自己的孩子“沒份考試”的那種無可奈何。
  家住西城區的錢芳算是比較幸運的,丈夫在西城區一家國企,和附近的一所重點小學有“共建關係”,單位每年有名額,適齡職工子女可以“破例跨區”上這所學校。
  不過,共建名額也要競爭。“大概每年一兩個指標,三四年前差不多找找關係都能上,現在明碼標價一個指標10萬元。”對於工薪階層的錢芳家來說,10萬元已是一人的全年工資收入,但她說,“能交這筆錢我可高興了,多少人捧著錢不知道給誰呢。”
  “劃片”與教育公平
  “如果沒有條件上的差距,誰不願意就近入學呢?”
  面對記者“為何要捨近求遠擇校”的問題,很多家長給出了相似的回答。
  “我就這麼和你說吧。現在毛毛上的學鞋很多教學實驗設備是從外國進口的,學生的文藝演出在大劇院,甚至有出國演出的機會。我同事家的孩子上的重點中學,校慶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。”顧婷說,這些都是其他學校比不了的。
  教育資源不均衡被認為是擇校熱的直接原因。
  “義務教育的區域環境應實現校際均衡,才能拆分優質學校與權力掌控者的利益共同體,使擇校問題得到根本性矯正。”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,政府應轉變教育資源配置模式,增加教育投入,尤其是對薄弱學校的扶持,來縮小校際之間的差距。
  此外,他強調義務教育應是政府向公眾提供的公益產品,每一個人都應平等享受義務教育資源,各地必須建立公眾有權參與教育決策、監督的教育管理制度。
  2006年9月1日實施的義務教育法中明確規定,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發展義務教育的首要職責。但熊丙奇坦言,正是一些部門在實際中的“懶政”行為才致使這一問題長期治理無果。他覺得,必須增加相應的監督和問責制度,才能促進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更重視、更有效地去解決這一頑疾。
  “此次教育部文件明確提出的義務教育劃片就近入學打破了以往‘推優’、電腦派位等種種升學、招生模式。如果這一政策能夠切實推行,就能把不少家長從小升初的競賽當中拯救出來,更加有利於教育公平。”熊丙奇說。
  不過,熊丙奇也明確表示,如果我國的“學區制”主要內容就是劃定就近入學範圍,那麼,其價值是十分有限的,而且,恐怕也難真正做到學區內的教育資源均衡。
  熊丙奇建議,要想實現教育公平的劃片入學,就必須打破行政治理體系。首先,應該在每個區縣教育局(區域)建立學區教育委員會,委員由政府官員、立法機構成員、校長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學生代表、社區居民代表共同組成,該委員會是重大戰略決策的機構。由學區教育委員會民主決策產生的資源配置方式,將會改變以前行政主導的方式。
  (原標題:小升初之戰造就一批“家長病人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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